汪曾祺 题王建新 画梅 《冷艳》 尺寸:60cmX123.5cm  售价:协商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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今宵独念汪曾祺

老一代作家中,许多人雅好书画,但书画均臻妙境者当属汪曾祺先生。我曾为了一幅先生的墨宝,专程赴北京参加拍卖会,拍得后拎了镜框从北京饭店一直走到北京站,大汗淋漓,心里却是美滋儿滋儿的……

汪曾祺先生小的时候,是很想当一名画家的。他认为“用笔、墨、颜色来抒写胸怀,更为直接,也更快乐。”汪先生的父亲精通金石书画,为了用色准确,把自己的那间画室裱糊得“四白落地”。每逢春秋丽日,汪先生的父亲就打开画室,尽情作画。汪先生则非常兴奋地站在父亲旁边,聚精会神地看老人家作画,一看就是半天。直到四十岁时,汪先生还萌发过改行当画家的念头。但汪先生最终还是没有当成画家,却成了一名蜚声海内外的著名作家。尽管如此,书画艺术还是伴随了汪先生的一生,并在他后来的作家生涯中扮演了一个不轻不重的角色。

有人还曾这样描写汪曾祺的书房,“书橱顶上放着一摞尺幅不一的中国画,大都是一些小品,花卉翎毛,鱼虫鸟兽各具情态,笔黑闲淡而意趣横生。没有颜色,只有墨;从渴墨、焦墨到浅得象水一样的淡墨,偶或见到一星红点,一叶菠菜绿,也是画龙点睛,恰到好处。当我们询问他国画上有何追求时,他似乎答非所问,‘平平淡淡的’”。汪曾祺写小说,写剧本,写散文,也写了多篇谈书画的文字。谈风俗画,论徐文长书画,侃张大千与毕加索,说潘天寿的怪脾气,解释文人与书法的关系,既是谈画,也是说文,文中有画,画中有文。从这些文字中可知,汪先生非常看重创作的随意性,他曾提到在中国美术馆看齐白石画展,在《荔枝图》前听李可染说:“这张画我是看着他画的。荔枝是红的,忽然画了两颗黑的。真是神来之笔!”这就是创作过程中的随意性。“写字画画是一种高度兴奋的精神劳动,需要机遇。形象随时都有,一把抓住,却是瞬息间事。心手俱到,纸墨相生,并非常有。”(《论精品意识》)只有做到心手纸墨相融的创作状态,才能创作出艺术精品。他把文学创作的随意性,写在了宣纸上,心手俱到,纸墨相生,给我们留下了许多书画精品。

汪曾祺先生的绘画作品,往往都有自题绝句,略记绘画时心情或所思所想。如他画的菊花题诗云:“红桃曾照秦时月,黄菊重开陶令花。大乱十年成一梦,与君安坐吃擂茶。”又一首诗云:“种菊不安篱,任它恣意长。昨夜落秋霜,随风自俯仰。”还有一幅菊花图长卷,所题七律也颇有意境:“六十三年辞我去,飘然消逝入苍微。此夜欣逢双甲子,何曾惆怅一丁儿。秋花不似春花落,黄鸟时兼白鸟飞。敢与诸君争席地,从今泄酒戒深杯。”一幅《四川兴文竹海》的画作,题诗云:“竹林大如海,弥望皆苍然。枝繁隔鸟语,叶密藏炊烟。人输玉兰片,仍用青竹担。儿童生嚼笋,滋味似蔗甘。”丙子中秋前数日所画桂花,他题诗云:“桂湖老桂发新枝,湖上升庵旧有祠。一种风流谁得似,状元词曲罪臣诗。”从桂花联系到古人,有评有议,诗画俱佳。

针对书画界的一些弊病,汪曾祺先生也有自己的见解。“近些年有不少中青年画家爱在中国画上题字。画面常常是彩墨淋漓,搞得很脏,题字尤其不成样子,不知道为什么,爱在画的顶头上横写,题字的内容很无味,字则是叉脚舞手,连起码的横平竖直都做不到,几乎不成其为字。这样的题字不是美术,是丑术。我建议美术学院的中国画系要开两门基础课,一是文学课,要教学生把文章写通,最好能做几句旧诗;二是书法课,要让学生临帖。(《谈题画》)

汪曾祺擅长书画,前来索要的人不计其数。一般情况下,汪曾祺都是有求必应,但是,如果有人自作主张,让他做“命题作文”,而恰好这个命题不合他的脾气,他绝不给写。有一个部门领导找到汪曾祺,想让他写“清正廉洁”四个字,汪曾祺一听就很不高兴,他拉着脸说:“我不写,我不知道你们清正廉洁不!”

汪曾祺先生去世后,他的子女搜集了他的部分书画作品,用《汪曾祺全集》(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)的稿费自费出版了先生第一本书画集——《汪曾祺书画集》,分赠亲朋好友。书后有汪曾祺先生的子女汪朗、汪明、汪朝联合署名所写的《一点说明》。我在网上见过作品集的图片,红色的封面上是丁聪画的先生漫像,装祯朴素典雅。因为是非卖品,我至今无缘得见。只是买到了一本《老头儿汪曾祺》,作者也是他的三位子女。兄妹三人,各人写各人眼中心里的父亲,书名也是他们平时在家里对父亲的称呼,读着亲切极了。名人之后如汪氏三兄妹者,令人肃然起敬。

我喜欢汪曾祺先生的书画有年,先生在世时,曾拐弯抹角找关系想求得一幅,一直未能如愿。近年来收藏了先生一件书法和为湖北画家王建新所题的两件梅花,先生的画作却一直没见到心仪的。我总是安慰自己:缘分未到,会有机会的。

几天前,把汪曾祺先生题字的两件梅花送去揭裱了,35日,是汪老的诞辰日,今年的35日(正月廿四),恰好也是我的生日。今天,常委会研究通过了我任职的决定,回家找出了从北京拍回的汪老墨宝——“龙腾”,心情竟如此美丽。记得读一位作家回忆汪老的文章,顺手记下了文章开头的一首浣溪沙,今天移来作为本文的结尾,竟也格外贴切:“尽日秋风扫罗衣,书房何事可忘机,丹青一卷日偏西。漫说文章多雅致,闲读字画更心仪,今宵独念汪曾祺!” 

 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20132282330分王宝林于三惜草堂

作者简介:汪曾祺(1920年3月5日—1997年5月16日),江苏高邮人,当代作家、散文家、戏剧家,京派作家的代表人物。早年毕业于西南联大,历任中学教师、北京市文联干部、《北京文艺》编辑、北京京剧院编辑。在短篇小说创作上颇有成就。著有小说集《邂逅集》,小说《受戒》、《大淖记事》,散文集《蒲桥集》,大部分作品,收录在《汪曾祺全集》中。被誉为“抒情的人道主义者,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,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。”
 小时候受过正规的传统教育的汪曾祺,1939年考入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,1939年秋,汪曾祺进入心仪已久的西南联合大学中国文学系,师从沈从文等名师。众所周知,该校师生的教与学,是自由的。汪曾祺就经常晚上看书,白天睡觉,或泡在茶馆里。但该校的制度是刚性的,没有一点通融的余地。汪曾祺本应在1943年毕业,因体育不及格、英文不佳,只得补学一年。对此,豁达的汪曾祺后来曾感慨地说:“我觉得不会外文(主要是英文)的作家最多只能算是半个作家。这对我说起来是一个惨痛的、无可挽回的教训。我已经72岁了,再从头学英文,来不及了。我诚恳地奉劝中青年作家,学好英文。”经过一年的学习,两门功课过关。但这年毕业生要到陈纳德的飞虎队做英文翻译。他未报名,根据学校规定,只能算肄业。因之,他虽在该校学习了五年,并未获得毕业证书。以后,在填各种表格时,他只是写1939年至1943年在西南联大中文系学习.汪曾祺虽未获得毕业证书,但在校期间,他读书之博之杂,让后人称道,加上受名师熏染,使其打下了丰厚的精神底子。他的大学生活,在其一生中占有重要的地位。
  1940年开始写小说,受到当时为中文系教授的沈从文的指导。1943年毕业后在昆明、上海执教于中学,出版了小说集《邂逅集》。1948年到北平,任职历史博物馆,不久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四野南下工作团,行至武汉被留下接管文教单位,1950年调回北京,在文艺团体、文艺刊物工作。1956年发表京剧剧本《范进中举》。1958年被划成右派,下放张家口的农业研究所。1962年调北京市京剧团任编剧。1963年出版儿童小说集《羊舍的夜晚》。“文革”中参与样板戏《沙家浜》的定稿。1979年重新开始创作。80年代以后写了许多描写民国时代风俗人情的小说,受到很高的赞誉。出版了小说集《晚饭花集》、《汪曾祺短篇小说选》,论文集《晚翠文谈》等。所作《大淖记事》获1981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。比较有影响的作品还有《受戒》、《异秉》等。所作小说多写童年、故乡,写记忆里的人和事,在浑朴自然。清淡委婉中表现和谐的意趣。他力求淡泊,脱离外界的喧哗和干扰,精心营构自己的艺术世界。自觉吸收传统文化,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,显示出沈从文的师承。在小说散文化方面,开风气之先。105

作者简介:王建新 1963年2月生,号抱梅带主,湖北黄州人。系中国收藏家协会会员、湖北省书法家协会会员、武汉市收藏家联谊会理事、黄冈市社会学学会美术专家组组长、市书法家协会常务理事等。自幼喜爱书画和诗文,先后拜访了二百余位书画名家、诗人和学者,对中国书画有深入研究,尤擅长行草书、画梅竹;书画作品多次参加国内外重大艺术展览获奖,并赴日本、新加坡等国家及香港、台湾地区展出,部分作品被翰墨碑林、博物馆、艺术院校收藏,有作品入选《纪念毛泽东诞辰一百周年书画集》、《当代书画家精品鉴赏》等书。专著有《王建新书画选集》。1996年,举办了“王建新书画展”。1997年7月,举办了“庆祝香港回归祖国”王建新百梅画展。1999年12月,举办了“庆祝澳门回归祖国”中国名家书法展暨王建新书画展。主集名人信札、手稿、书画作品真迹,现藏六百余件,含部分珍品。曾先后十六次举办“王建新收藏中国名人书画作品展览”,参观者达数十万人次。湖北电视台、黄冈电视台、《光明日报》、《新闻出版报》、《湖北日报》、《武汉晚报》、《集邮文史报》、《收藏》等数十家新闻媒体专题报道过其事迹,并拍摄有电视专题片《王建新的书画艺术和其收藏的名人手迹》。传略已入编《中国当代名人录》、《 中国当代书画家大辞典》、《鄂东文艺家辞典》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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